孟国新，男，69岁，中共党员，嘉定区新成路街道原社区干部，曾在多个社区岗位任职，提前退休后被返聘，拥有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。2017年起，又先后担任所在街区新兴领域党建顾问、人民调解员，现为上海市市民巡访团团员。
角色转换，初心不改；服务延伸，使命在肩。化解难题，凝聚力量，共筑社会美好未来。
2025年春，我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参与街道某小区电梯安装矛盾调解工作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民生工程，却因一户业主的临时反悔陷入僵局，成为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“试金石”。作为有着三十年社区工作经验的老同志，我深知邻里矛盾往往积怨已久，必须用“绣花功夫”抽丝剥茧、化解症结。
深入调研明晰矛盾根源
接到调解任务后，我第一时间调取了该楼道的业主档案。该楼道共12户业主，60岁以上老人占75%，其中8户为独居或空巢老人。2025年3月，楼道电梯安装领导小组通过三个月的上门征询，取得了90%业主的同意，符合《民法典》关于加装电梯的表决比例要求。然而，4月19日协调会后，当施工队准备开挖地基时，住在二楼的张阿婆（以下人物皆为化名）突然站在挖掘机下阻止施工。
通过连续三天的走访，我了解到张阿婆的反对并非无理取闹。她早年丧偶，独子在外地工作，靠每月两千多元退休金生活。此前同意安装，是因为听说“政府补贴多，个人出得少”，但施工前夕，听邻居传言“电梯运行噪音大，会影响房屋结构”，加之看到其他楼栋加装电梯后外墙出现裂缝的案例，顿时陷入恐慌。更关键的是，她担心电梯安装后需要承担后续维护费用，而自己无力承担。
在调研中我还发现，楼道内存在三处潜在矛盾点：三楼业主单先生因电梯遮挡采光问题曾私下抱怨；六楼租户张女士担心装修期间噪音影响孩子备考；顶楼业主卢师傅虽支持安装，但要求明确电梯使用费的分摊比例。这些矛盾如同埋藏的“地雷”，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连锁反应。
释法普法凝聚共识基础
针对张阿婆的顾虑，我联合社区民警、律师、房办工作人员开展“三所联动”释法普法行动。首先，我们邀请专业机构对楼道结构进行安全评估，出具《房屋安全检测报告》证明加装电梯不会影响主体结构安全。其次，针对噪音问题，我们组织业主参观已建成电梯的楼栋，实地测试运行噪音分贝值，用数据消除疑虑。
在普法过程中，我特别注重用“老邻居”的语言风格进行沟通。针对张阿婆关心的费用问题，我详细解释了《嘉定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资金补贴实施细则》，明确政府补贴比例、业主自筹部分分摊规则，以及后续维护基金筹措方式。对于采光问题，我们提出在电梯井外侧安装磨砂玻璃幕墙的解决方案，既保证采光又保护隐私。
通过连续五天的普法宣传，业主们的法律意识显著提升。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三楼单先生主动找到我，表示愿意配合调整电梯井位置；六楼张女士也理解了施工时间限制，同意将孩子备考期间的噪音影响降至最低。最关键的是，张阿婆的态度开始软化，从最初的“坚决反对”转变为“愿意听听方案”。
多方协调寻求突破路径
4月25日，我们组织召开第二次协调会。会前，我采取“背靠背”调解法，分别与各方进行深度沟通。针对张阿婆的特殊情况，我联系到她远在外地的儿子，通过视频通话让儿子做通母亲的思想工作。同时，我协调物业承诺为张阿婆家免费安装双层隔音玻璃，并安排志愿者每周上门帮助采购生活用品。
对于其他业主的诉求，我们采取“清单式”解决方案：针对采光问题，将原设计的电梯井向外平移50厘米；针对噪音问题，规定施工时间为早8点至晚6点，午间休息两小时；针对费用分摊，采用“阶梯式”收费模式，按楼层比例递增。
在调解过程中，我特别注重发挥“老书记”的威望优势。当张阿婆提出“要看到政府红头文件”时，我立即联系街道城建科调取相关政策文件；当她担心后续维护无人管时，我当场拨通电梯公司的电话，要求出具十年质保承诺书。这些具体行动让张阿婆真切感受到“政府说话算数”，最终在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调解成功后的长效机制
5月10日，电梯顺利封顶。在封顶仪式上，业主们自发为社区居委会、新成路派出所、社区民警赠送锦旗和感谢信。但这并不是终点，而是社区治理的新起点。我推动建立“电梯管理小组”，由各楼层推选代表担任组员，负责电梯的日常管理和费用监督。
在后续跟进中，我们建立了“三个一”工作机制：每月一次电梯安全检查、每半年一次费用公示、每年一次业主满意度调查。针对张阿婆这样的特殊家庭，我们安排志愿者定期上门探访，确保其生活需求得到满足。同时，我们建立应急维修基金，通过公共收益和政府补贴确保电梯维护不中断。
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该楼道的成功案例形成了“蝴蝶效应”。其他楼栋的业主纷纷前来取经，目前已有三个楼栋启动了电梯安装程序。我们总结出“五步调解法”——调研摸底、普法释疑、方案优化、协议签订、后续跟进，成为街道处理类似矛盾的标准化流程。
社区治理的哲学思考
回首这段调解历程，我深刻体会到：社区治理如同烹制一道佳肴，既要选好食材，更要掌握火候。作为老同志，我们最大的优势是“人熟、地熟、情况熟”，但也要避免“经验主义”陷阱。在调解过程中，我始终坚持“三不原则”：不轻易否定任何一方的诉求，不随意承诺无法兑现的条件，不回避尖锐矛盾。
我常说：“调解不是和稀泥，而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。”在电梯矛盾调解中，我们既保护了大多数业主的合法权益，又照顾了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，实现了“双赢”效果。这种“平衡术”正是基层治理的艺术所在。
如今，每当看到老人们乘坐电梯上下楼的笑脸，我就想起治理感言中的那句话：“角色转换，初心不改；服务延伸，使命在肩。”作为一名老党员、老干部，我愿继续做那颗永不生锈的“螺丝钉”，在社区治理的岗位上发光发热，让每一个楼道都成为温暖的港湾，让每一户人家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。因为，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，就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——而这，正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