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润培，男，86岁，中共党员，上海交通大学退休教授。退休后先后担任徐汇区徐家汇社区汇贤家园自治理事会副会长、550号大楼业主委员会委员、徐家汇街道“社区助力大使”等职。曾将高校管理的智慧经验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有效方法，探索构建“温情+法治”的社区协理模式，为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邻里纠纷化解提供了有效路径。2025年被评为徐汇区“晚晴先锋”先进个人。
社区治理要有“温度”，更要有“法度”。高校的经验告诉我，任何管理都要以人为本，社区工作更是如此。只有把居民的“家事”当成“校事”来办，用真情融化坚冰，用智慧搭建平台，才能让老社区焕发新生机。
我退休前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，习惯了和师生打交道。退休后，我发现社区就是一个“小社会”，家家户户的难事愁事，比起学校管理来一点也不少。岗位有退休，责任没有“休止符”。在街道党工委和居民区党总支的支持下，我把担任汇贤家园自治理事会副会长、550号大楼业委会委员当作了人生“第二职场”，尝试把学校管理的“经验值”转化为社区治理的“增加值”，摸索出了一套“温情协理、智慧自治”的工作法。
一、用温情的“协理”化解邻里矛盾的“坚冰”
小区治理，最难的是“人心”。550号大楼曾住着一对退休教授夫妇，其外孙患有精神障碍。两位老人离世后，孩子的病情更加严重，甚至出现了乱扔快递、强卡电梯等干扰邻里生活的行为。这成了大楼里的一块“心病”，居民们从同情转为担忧，甚至有了怨气。
面对这道难题，单纯的“硬约束”可能会激化矛盾。我意识到，社区协理工作不仅是“管”，更是“帮”。我和业委会一起与居委会沟通，提出了“双管齐下”的方案：一方面，由居委会出面约谈监护人，明确法律责任，划清“底线”；另一方面，我发挥“老校长、老邻居”的身份优势，开展“柔性介入”。我在电梯里“偶遇”孩子，耐心开导，更向邻居们呼吁“不冷漠、不歧视、不放弃、不埋怨”。这不仅是解决一个人的问题，更是修复一栋楼的邻里关系。通过持续的情感协理，孩子的病情逐渐稳定，邻居们的态度也转为理解与包容。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社区“协理员”不仅是矛盾的“调解员”，更是居民心灵的“疏导员”。
二、业委会不是“空架子”，而是“行动队”
业委会是社区自治的重要载体，但过去往往面临“说起来重要、做起来次要”的困境。如何让业委会“转”起来？我借鉴高校管理的经验，致力于推动业委会从“松散管理”向“规范运作”转变，使其真正成为具有战斗力的治理平台。
首先，确立“共商共建”的运作机制。我提出业委会不能只做“传声筒”，要当“发动机”。针对550号大楼因地块动迁失去配套设施的困境，我带领业委会成员主动跨前，将居民分散的诉求转化为集体的提案。我们没有坐等“上头发话”，而是主动向居委会反映，在不损害居民利益的前提下推动改造。
其次，用好“协商议事”的规程。在推进小区绿化、健身设施、停车规划改造过程中，居民意见不统一，有的要赔偿，有的要改造。我组织业委会成员开展“组团式走访”，一次次上门沟通，就像当年做学生思想工作一样，摆事实、讲道理。我们还建立了“楼道议事厅”，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，最终达成共识，顺利完成了改造。这一过程，让居民看到了业委会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，大家从“看客”变成了“主角”。
三、联盟怎么凝聚“跨界”力量？
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组织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街道党工委的支持下，我积极参与到汇贤家园自治理事会、徐家汇街道“光启智囊团”和“社区助力大使”团队中，致力于将个人的治理经验转化为社区的“公共产品”。
一是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。2002年，一批离退休老教授老干部自发成立“教授智囊团”，满腔热情投入小区建设。2012年，在“教授智囊团”的基础之上，吸纳社区团队负责人、楼组长代表、党员代表、居民代表、居委干部等，成立“汇贤家园”自治理事会。作为汇贤家园自治理事会副会长，我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与服务中。自治理事会针对居民的不同需求，依托各类社区团队，从文明倡导、治安防控、矛盾调解、关系凝聚等方面配合居委会开展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“信息收集、议事决策、方案实施”的自治工作机制。（1）信息收集机制。自治理事会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三方面：一是居委通报、二是成员收集、三是社区信箱。定期召开理事会议对居民建议进行整理、分析、讨论，以确定理事会工作重点。（2）议事决策机制。自治理事会在成立之初，便确立了会议制度，每月召开工作例会，对采集的各类信息进行讨论。如遇社区重大事项随时召开理事会议。同时，广开言路，征询代表各个团队或群体成员的意见，最终形成建议方案。（3）方案实施机制。自治理事会的成员中网罗了社区精英、老干部老教授、社区团队负责人、楼组长代表、党员代表等，这些人员的组合使我们的自治理事会具有了强大的行动力。对于形成的决策或实施方案，可以依托各个社区组织进行有效的行动。对于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们上报居委会，寻求更大力量的支持，从而完善由居委会统一领导与协调，以各类社区团队为具体自治载体的社区自治模式。
二是做好“传帮带”。作为新一届自治理事会的顾问，我不仅自己干，更注重带队伍。我常对年轻的社区工作者说：“做群众工作，脚板底下出思路。”我也积极参与“交相汇映”离退休干部之家建设，引导更多老同志走出家门，成为社区治理的“合伙人”。我们将处理特殊群体关怀、老旧小区改造的经验整理成案例，供其他社区参考，实现了从“单兵作战”到“体系赋能”的转变。
三是积极发挥“智囊”优势。在徐家汇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上，我作为“光启智囊团”代表，通过视频形式为城市治理送上“锦囊”。我提出，要利用高校退休干部的专业优势，为社区治理提供专业咨询。比如在处理物业纠纷、业委会换届等复杂问题时，引入法律、工程等领域的老专家，提供“外脑”支持。
四、体会：自治的生命力在于“真解决问题”
第一，社区协理要“以情动人，以理服人”。处理邻里纠纷，光靠法规条文往往不够，必须像对待家人一样注入感情。我对大楼里特殊孩子的帮助，就是用情感纽带化解了潜在的法律冲突。
第二，自治运作要“有章可循，有事可干”。理事会不能流于形式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。通过推动小区改造，我们把居民凝聚在了一起，让大家觉得自治会“管用”。
第三，党建引领是“定海神针”。无论是解决邻里纠纷，还是推动社区改造，都离不开街道党工委的指导和居委会的支持。有了党组织作后盾，我们这些“老家伙”说话才更有分量，办事才更有底气。
如果说每一位参与社区治理的老同志都是一束微光，那么我们汇聚在自治会、智囊团里，就是想方设法照亮社区的每一个角落。这不仅是一名老党员的初心，更是对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的生动实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