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望云，男，71岁，中共党员，普陀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退休后，连续受聘五届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，法院人民陪审员5年，现为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法律志愿者、法律明白人。退休十余年间，充分发挥专业专长，从小区“摆摊”“设点”到街道下设个人工作室，从每月两个下午法律咨询服务到广为人知的“周四之约”，先后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2500多次，编印普法手册《沈望云法律工作室案例精选集》，还为居委干部开设《法治思维与社区治理》讲座15场。曾获评“普陀好人”“社区达人”等称号。
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，我愿用专业知识让街坊邻里“疑有所豁”“居有所安”。工作室虽小，却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。只要大家需要，周四下午的约定，我将一生守候。
2013年，在我还没退休之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有邻居听说我是公安民警，找上门来问法律问题。那天我在楼下石凳上与他讲了半个钟头，他走的时候连声道谢。我突然意识到：民警懂法、懂政策、更懂人心，这不正是社区最需要的吗？就这样，我在苏堤春晓小区门口“摆起了摊”——
1、从“摆摊”“设点”，到开启“周四之约”
最开始，我是免费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。那时候条件简陋，一张石凳、一个笔记本和一瓶水，就是我的全部“装备”。来咨询的，多是邻里纠纷、家长里短。比如，楼上漏水淹了楼下，楼道堆物堵了过道，婆媳拌嘴闹了矛盾……慢慢地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：很多小矛盾，如果没人及时搭把手、说句话，很容易演变成大冲突。有一回，两户邻居因为空调滴水吵了半年，差点动手。我一问，其实就是楼下说话冲了点，楼上觉得没面子，硬扛着不肯修。我把双方拉到一起，泡了杯茶，说：“咱们都是十多年的老邻居了，为这点事伤了和气，值不值？”两句话点醒了他们，第二天就把管子修好了。
这件事让我明白：群众不是不讲理，往往是缺一个“下台阶”的机会，缺一个既懂法、又懂情的人从中斡旋。咱们退休民警，天然有这个优势——老百姓信得过我们，我们也愿意为老百姓跑腿。
从此，我开始为居民个人以及家庭、企业等，提供免费法律咨询：从2013年的“沈望云义务法律咨询室”，到2018年街道下设“沈望云法律工作室”；从每月5日、25日下午为小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，到固定为如今广为人知的“周四之约”，我正式开启了社区法律志愿者之路。
2、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三分工作法”
随着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光靠“一张嘴两条腿”显然不够了。我开始琢磨，并慢慢摸索出了“三分工作法”。
一是“分类施策”。来咨询的，有家庭矛盾、有邻里纠纷、有财产继承、有合同争议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把案件分成三类——能当场劝和的，就地化解；需要查证核实的，登记在册、限期答复；涉及法律诉讼的，指导当事人依法维权。这样一来，轻重缓急分清楚了，效率也高了。
二是“分层调解”。有些矛盾，表面上是利益之争，根子里是情绪问题。我的做法是：先听、再劝、后讲法。先听他们把委屈倒干净，情绪下来了，再讲道理；道理讲通了，最后才搬出法律条文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这叫“先通情、后达理”。
三是“分级联动”。遇到疑难杂症，我一个人搞不定，就找帮手。区里给法律工作室配了律师、心理咨询师，街道有司法所、派出所，该联动的联动，该转介的转介。我的角色，就是当好“第一道防线”，把能化解的化解在萌芽，化解不了的推荐走司法程序。
这个“三分工作法”，在后来的几个案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3、三个“依法理、动真情”的案例
——第一个案子，及时化“家庭大战”于萌芽之中。
那天下午，三兄妹怒气冲冲找上门来。原来，他们父亲去世后，大哥拿出一份公证遗嘱，要把市中心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四分之一份额全归自己。三兄妹认定是大哥做了手脚，要起诉他。
我仔细问了两个小时，了解到一个关键情况：大哥一直在外地工作，退休回沪后与父亲同住，悉心照料老人多年。父亲立遗嘱给他，是对他付出的认可。而其他三个子女，父亲生前也给安排过住房，虽然不如这套值钱。
我跟三兄妹说：“公证遗嘱法律效力很强，你们真要打官司，大哥赢面大。可官司赢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你们想想，父亲在天之灵，愿意看到四个儿女对簿公堂吗？”三兄妹沉默了。我接着说：“利益面前，亲情最珍贵。你们回去开个家庭会议，好好商量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”
后来，他们开了家庭会。大哥主动放弃了一笔可观的存款，由三兄妹均分。一家人握手言和，专程来谢我。这个案子让我明白：调解不是和稀泥，是在法律框架内找到情理的最大公约数。
——第二个案子，应该以哪一份遗嘱为准？
孟某拿着母亲2013年的公证遗嘱来咨询，说母亲份额该归他继承。可他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不干，还拿出了母亲2020年手写的四张字条，写着“我的房财由五个子女继承”。
我仔细看了那四张字条，发现问题：没有完整日期，表述也不规范——很难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。即使算自书遗嘱，《民法典》实施后，公证遗嘱不再具有绝对优先效力，但要看订立时间先后。
我跟孟某分析：这个案子，事实清楚，法律适用明确，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，公证遗嘱优先，建议起诉解决。孟某紧张，我就给他“彩排”开庭——怎么陈述、怎么应对提问，手把手教。后来线上开庭，判决支持了孟某，理由跟我分析的一模一样。
这个案子告诉我：调解不是回避诉讼，而是帮群众看清法律风险，做出理性选择。该诉讼的，我们指导诉讼；能调解的，我们尽力调解。目的只有一个：让群众少走弯路。
——第三个案子，是谁动了父母的房产证？
郑某是家里小女儿，当年帮父母办房产变更时，悄悄把房子登记在了自己名下。后来姐姐去世、父亲去世，她拿出房产证一看，产权人竟然变回了父母的名字。一查，竟是容貌与她相似的姐姐当年冒名所为，又把房子还给了父母。
郑某想撤销姐姐的冒名行为，可三个当事人中，姐姐和父亲已去世，母亲神志不清，根本无法查证。我劝她：“这房子本来就是父母的，以一种离奇方式回到父母名下，也许是天意。你非要追究，只会让剩下的亲情也散了。”
郑某听进去了。后来母亲去世，兄妹依法继承，亲情依旧。这个案子让我感慨：有些事，法律管不了，但情理能管。调解的意义，就是在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，用温情守住底线。
4、传承：既要当“灭火器”，更要当“播种机”
干了十多年，我最大的体会是：我们这些老同志，不能只当“灭火器”，哪里着火灭哪里；更要当“播种机”，把法治思维种到群众心里去。为此，这些年，我先后为居委干部开讲《法治思维与社区治理》讲座15场，还把调解中遇到的典型案例编成案例集，发给居民自学自用。我还兼任敬老院法律志愿者，连续五届受聘为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，当过5年人民陪审员。为什么这么拼？因为我知道，这间小小的法律工作室，虽然只有十几平米，却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我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让街坊邻居“疑有所豁”“居有所安”。
今年我71岁了，有人问我：“老沈，还打算干多久？”我回答，“只要有需要，每周四下午的约定，我会一直守下去！”